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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格列卫争议”

     时间:2018-07-12 00:07:09

解码“格列卫争议”

  组合拳

  一款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药品,有效成分是甲磺酸伊马替尼。它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90%,且长期服用不产生抗药性,目前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十种不同癌症的治疗。这款药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耗费五十年,投资超过50亿美元

  近日,一种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名为格列卫的药被称为“神药”,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我吃了三年的药,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患者这句无奈的话,让许多人潸然泪下。而进口专利药与印度仿制药悬殊的价格落差,也让人震惊。

  为什么格列卫这么贵?知乎上有一句经典回答:“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原研药研发周期漫长,投入巨大,风险极高。在专利保护期内,为了尽可能地收回成本并赚取足够的利润,在哪个国家卖都不会便宜。以格列卫为例,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整整耗费五十年,投资超过50亿美元。

  在热议中,中国该不该效仿印度,对进口高价药进行“专利强制许可”,在无需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药品仿制,成为争论最多的话题……

  原研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

  万不得已才用专利强制许可“核武器”

  格列卫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救命药,但卖出天价令人无法接受。 为什么格列卫这么贵?知乎上有一句经典回答:“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原研药研发周期漫长,投入巨大,风险极高。在专利保护期内,为了尽可能地收回成本并赚取足够的利润,在哪个国家卖都不会便宜。以格列卫为例,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整整耗费五十年,投资超过50亿美元。

  这时,也许又有人会说,“如果我国也像印度一样,进行专利强制许可,在无需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药品仿制,药价就不会这么贵了。”

  “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南京理工大学吴广海教授解释,1993年,我国在加入WTO之前,对专利法进行了修订,以满足《TRIPS协定》《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其中,删除了对药品不授予专利的规定。而印度1995年加入WTO时也修订了专利法,但是对1995年之前的药品专利不予保护,而且印度还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10年过渡期,仿制药生存空间大增。同时,印度还会行使“专利强制许可”特权,生产仍在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比如,印度专利局向Natco公司签发“强制许可”,以生产德国拜耳公司的肝癌药物“多吉美”的仿制药,其理由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

  “药品强制仿制制度中国也有,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启动。”吴广海介绍,我国专利法对于“专利的强制许可”有专门规定,涉及第48-58条。针对药品,只有在“未实施”“反垄断”“紧急状态”“公共利益”这四种状态下,才能考虑是否启动专利强制许可。吴广海说,“专利强制许可就像核武器,威慑作用大,但负面作用更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而一些国家因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时才会启动,比如泰国、南非在艾滋病疫情暴发时曾启用过。

  专利制度当筹码助阵药价谈判

  中国医药产业议价能力还需提升

  “这些药厂就是靠吃人血馒头活的。”记者也曾听到过一位中年女性如此说道。需要特殊药品的普通人,如果情绪控制稍不理性,就会对瑞士诺华制药这样的企业恨之入骨。弱者当然需要同情,但具体到个案上,主要还是得依靠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药品上体现出的价值,更多是用来在药价谈判中扮演重量级的筹码作用。

  如前所述,国产仿制药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的时候,患者还有另外一根救命稻草: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即由政府出面,向原产药企压低售价。

  中国药科大学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主任孙立冰介绍,正因为有了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威慑力存在,使得2017年医保目录药品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最终有36种新药纳入目录,其中15种是治疗肿瘤药,平均降价幅度44%。比如治疗乳腺癌的“救命药”赫赛汀,通过医保报销后,原研药比印度仿制药还便宜。

  但在现实中,许多病患家属仍存疑惑:一些进口原研药在去除关税、增值税后,为何价格依然高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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